寒假去厦门，在厦大门口的晓风书屋很偶然地发现了一本《天一阁从谈》，骆兆平著，中华书局1996年版，薄薄的一本居然定价17（不是旧书，原价就是17）。看中的另外一本张文治编的《古书修辞例》，同是中华书局1996年版，还更厚些，定价才12。犹豫了一下，终于都买了下来。 读过以后才觉得没啥好后悔的。很好的一本书，让人对于天一阁的古往今来以及藏书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有作者亲自的调查和考证，颇具学术含量，而言语又通俗易懂，读起来十分畅快。全书分“史话”及“书话”两大部分，又分作天一阁史话、天一阁史事琐考、天一阁的藏书管理、天一阁的藏书目录、天一阁刻书考、天一阁藏书传抄遗闻、天一阁藏乾隆版赏书画记、天一阁散书访归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述略、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述略、天一阁藏家谱概述、天一阁藏碑帖概述这几个小的章节。其中最有趣的是“天一阁史事琐考”一节，说是“琐考”，其实兼有对关于天一阁各种误传的澄清。比如建阁时间，没有留下足够的史料可资参考，仅有三条材料算得上有迹可循。清康熙十八年，黄宗羲作《天一阁藏书记》云：“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百五十年矣。”仅云嘉靖年间所建。康熙十四年李邺嗣辑《甬上耆旧诗》，于范大澈传中说：“初，司马公归里，于宅中起天一阁，藏书极浙东之盛。”范钦去官归里在嘉靖三十九年冬，则天一阁建造之上限当为嘉靖四十年。乾隆四十年，乾隆帝作《文源阁记》，开头说：“藏书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那么天一阁建造的下限就应该是嘉靖末年既嘉靖四十五年。那么依据这三条记载，可以说天一阁建造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之间。但是坊间的各种读物则众说纷纭，起始时间大家都定在嘉靖四十年，有说“造了六年”的，有说“五年后落成”的，有说“历时四年”的，甚至还有把起始时间都弄成正德十一年的，那年范钦才十一岁，更是无稽之谈。通过翔实的材料举证来纠正各种错误的说法，是这个章节的一大特点。除了建阁时间以外，作者对于命名由来、书楼形制、藏书来源、藏书印记、管理旧制等诸多方面都有详细的考辨，做得相当扎实，结论也多稳妥可靠。 然而最让我欣赏的则是作者的态度。对于前人的错误，指出来，纠正过来，用很平常的语言，仅此而已，没有一语诋诃前人。我觉得只有学问做到了一定境界才能有这样的胸襟，今天的学术界“骂风”横行，抓住别人的错误，无论大小，上来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比如《全宋诗》出版之后，挑错的人很多，其中有位叫方健的学者，言辞相当苛刻，尽管确实指出了一些问题，但其态度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况且方先生自己的考证也并非尽善。比如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刚骂完栾贵明先生把南宋的李公明误为北宋的李柬之“荒唐”，而在另一篇文章里就犯了一个一样“荒唐”的错误——把一批宋末元初的诗歌出处署作“刘从义《遗风集》”，但宋代的目录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刘从义是北宋初人，曾集录长安碑文二十卷为《遗风集》。做古籍整理，给别人挑错可以，但挑错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不至于误入迷途，不是为了打击出错者，也不是为了挑错的人自己出风头，至于骂上两句不好听的话，贬损别人抬高自己，更是大大的不必。最后，录一段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序》，以此自勉： 然而紀氏之爲《提要》也難，而余之辨證也易，何者？無期限之促迫，無考成之顧忌故也。且紀氏於其所未讀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則惟吾之所趨避。譬之射然，紀氏控弦引滿，下雲中之飛鳥，余則樹之鵠而後放矢耳。易地以處，紀氏必優於作《辨證》，而余之不能爲《提要》決也。夫蠢生於木，而還食其木，柳子厚好讀《國語》，乃能作《非國語》，蓋必與之相習，然後得其要害也。余之略知學問門徑，實受《提要》之賜，逮至用力之久，遂掎摭利病而爲書，習慣使然，無足怪者。然往往草創未就，旋覺其誤。《傳》曰：“三折肱，然後知爲良醫。”余之爲醫弗良，而其折肱也屢矣，尚望世之讀者，勿徒以詆訶古人爲余罪，而能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使我得有所啟牖，則余之厚幸也。